1914年，上海公共租界里，一个业主正打算给自己新建的大楼安装抽水马桶。他向当时的工部局提出申请炒股配资门户配资，但是，工部局却援引《建筑章程》第76款和《土地章程》第30款，明确拒绝了这一申请。
因为要建抽水马桶，就要彻底改变原有的下游掏粪产业，水厕产生大量粪水，粪工难以收集，农民不愿购买；水厕的污水不能被直接排入阴沟，就要重新改造城市的下水管网；抽水马桶的安装，还需要调整建筑规范乃至市政建设标准……
原来，抽水马桶不仅是一只马桶，还是一整套城市治理理念、基础设施配置、上下游产业、市民生活方式。可以说，抽水马桶是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，也是回溯城市历史发展的重要截面。
关于文章开头的那一场“官司”，1915年7月，业主和工部局对簿公堂，最终业主被允许安装抽水马桶。于是，上海出现了第一栋合法合规安装抽水马桶的建筑，这就是“外滩一号”亚细亚大楼，曾经的麦边大楼（McBain Building），今天的上海久事国际艺术中心，它位于外滩与延安东路的交汇点上。有此先例之后，抽水马桶变成了二十世纪初现代生活的标配。
问题是，水厕产生的大量污水要何去何从？当时选择了污水管网和化粪池并用的模式。这个“两分模式”在百年之后，也给上海打赢“告别马桶”的攻坚战带来了“先天困局”。
这是因为建造大型的污水管网成本很高，已经建成的小区不可能拆掉地表建筑重新埋管，很多就使用化粪池模式。基于前述的“路径依赖”，在传统上海的核心地带——黄浦、虹口、静安等局部地区，就一直没有粪水下水道。这才有了当年家家拎马桶、户户倒痰盂的场面。
这么一个“历史问题”就留了下来。
解放之初，上海500万人口中约80%的居民靠拎马桶生活。20世纪90年代，上海街头仍有70万只马桶。1990年代，上海推动“365危棚简屋”改造和旧住房成套改造；2000年以来，上海持续加大旧改力度，对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进行改造，马桶渐渐退出上海市民生活。
从宏观看，过去40年上海城市的大发展史、民生改善史，就是一个“去马桶化”的过程。时至2023年，上海马桶存量已大幅压减，最终仅剩的14082户“拎马桶”点位，成了“硬骨头中的硬骨头”。
因为剩下的最后的14082户，改造难度极大：市政配套落后、中心城区空间局促、邻里关系复杂、改造成本巨大。上海探索“抽户搬迁+保护性修缮”等模式，在“螺蛳壳”里做民生“道场”。
这考验的还是城市治理的精度与细度。由于各家各户情况不一，安装抽水马桶必须因地制宜。我曾经探访过浙江中路一处老房子，居民说由于该房屋形制特殊，无法接入水管，他们便采用了无水式的马桶，就地进行无害化处理，加热后将便溺变成灰末，便于丢弃。其中算的绝不是经济账，而是解民生之急、答发展之问。
解决“拎马桶”问题，既展现了人民政府对市民的细微关照，也探索出了城市更新发展的新路。马桶到位、民生看齐、城市微更新，避免了大拆大建对城市肌理和社会网络的破坏，实现了“在发展中保护，在保护中发展”。
时代的惯性，塑造我们对“现代”一词的认知，殊不知现代化的征程并不是被某一种技术的问世而托举的，归根结底还是在人，还是在政治决心。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鲜明特征中，就有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”，始终追求协调发展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城市里填埋臭河浜，不再把河流作为天然下水道，兴建现代卫生设施，根除“2号病”霍乱，完成了“借问瘟君欲何往，纸船明烛照天烧”历史奇迹。在新时代，党继续领导人民把城市管理做到“像绣花一样精细”，一处不遗，一人不落，发起了对“拎马桶”的攻坚战：老弄堂的卫生窘境成为过去，逼仄阁楼有了独立卫浴，让斑驳砖墙间升起现代生活的温度。这场“一平方米革命”，串起了从“除疴去弊”到“品质跃升”的民生脉络。
上海的现代城市发展史，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人民改造环境、改善居住条件、打造宜居生活的历史，既波澜壮阔，又细致入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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